赶来的助产士救了我们俩的性命，后来，那名助产士又以策略性的话语对父亲委婉地建议内森塞缨尔黑勒最好是他们惟一的孩子。

然而，那时候有好几个孩子的大家庭才是理想的模式，结果几年以后，妈妈死于流产。在助产士赶到以前，妈妈就在爸爸那双满是鲜血的臂膀中阖上了双眼。我想我可能是当时就站在旁边，目睹了这一情景，或者是爸爸以低沉暗哑的嗓音逼真地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时常回想起这一幕。妈妈在一九八年逝世的时候，我还不足三岁。

爸爸从不表现出他的悲恸，这不像他那强悍的性格，我甚至都不记得看见他啜泣过，可是失去妈妈是对他的沉重打击。如果当时爸爸有足可以信赖的亲人可以依靠的话，那么我很可能会被一个姨妈或是其他什么人给收养了。我后来才知道，路易叔叔和妈妈的姐妹以及一个兄弟都曾提出要收养我，可是爸爸将他们一一回绝了。妈妈死后，我成了他的全部，是妈妈惟一留给他的纪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亲密无间，尽管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在书摊帮忙，我和爸爸还是鲜有共同之处。我们两个惟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喜欢看书，不过我看书只是为了消遣，根本无法和爸爸相比。十岁时，我就开始看有关内克卡特的侦探故事和硬皮本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想当名侦探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社区的环境越来越差了。在迈斯威尔街做生意的确有利可图，可是在那里生活就像生活在恶梦中一样。我们住的那幢公寓挤满了一百三十个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贫民窟，邻居们都在虎视眈眈地，用艳羡的目光看待我们这一对单租一室的父子。迈斯威尔街附近有很多血汗工厂，这很可能重新燃起爸爸血液中的工会情结，而且这里疾病横行——在妈妈因流产而去世的时候，街上流感肆虐，爸爸一直认为正是这夺去了她的生命，也许这么想能让他觉得好过一些。四周还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垃圾箱、厕所和马厩的臭味。更让爸爸不安的是，我就读的那所威尔士学校时常发生械斗事件，尽管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不被卷入其中，但是还是经常目睹男孩们用刀或枪进行血腥打斗，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七、八岁的孩子，再大一些的孩子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当我在威尔士学校平安地度过两年之后，爸爸宣布我们要搬家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可是，他说他也不清楚，但反正我们得搬家了。

早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爸爸不是一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出售通俗小说和文具可以提供一日三餐的稳定收入，不过却存不下什么钱，而且当爸爸过度劳累的时候，他的头就会疼——一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周期性偏头痛”这时候他的书摊就得关上几天。当然他的偏头痛是在妈妈去世以后才得的。

尽管爸爸百般不情愿，可是他最后还是去找了路易叔叔。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去了路易叔叔位于湖畔林肯公园高层住宅楼里的家。路易叔叔现在已经是道维斯银行的副经理助理了，一名富有而又成功的商人，简而言之，正巧是爸爸的对立面。当爸爸向路易叔叔请求贷款的时候，他的弟弟回答道：“为什么不去银行呢？为什么要到我的家里来？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为什么还要帮你呢？”

爸爸说：“为了保全你的面子，我才没去银行，我不想让我飞黄腾达的弟弟感到脸上无光，因为他的哥哥是一个衣衫槛楼的迈斯威尔街的小贩来恳求他的银行家弟弟帮忙，这可能会使你觉得不自在的。不过”爸爸加强了语气“如果你不为此感到难堪的话，我当然可以一趟又一趟地去你的银行，直到你答应给我贷款为止。也许，你的同事以及那些好奇的顾客不会在意你的哥哥是名衣衫槛楼的小贩，还是名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工会会员；也许他们也不介意我们兄弟俩都是由一名老鸨养大的，这样他们就会清楚你的财产和他们的钱一样，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得来的。”

靠着这笔贷款，爸爸在北劳恩代尔附近被叫作“道格拉斯公园”的地方开了一家小书店。前面是个小店面，后面有三个房间：厨房、卧室和起居室，起居室也是我的卧室。最让我们满意的是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室内卫生设施。我转到了黑勒书店对面的拉维森学校就读。爸爸还是靠出售文具和廉价小说维持我俩的生计，他总共用了十二年时间才还清路易叔叔的贷款，那时大约是一九二三年。

因为爸爸是一个从不袒露感情的人，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才是他生活的全部，时至今日，我才深切地明白这一点。我明白他为我取得的每一次好成绩而骄傲，而且我现在才明白搬家完全是为我着想，可以换一所安全些的学校，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花太多时间为爸爸照顾生意。爸爸仍旧是一个不太精明的商人，他储备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要远远超出流行小说，在他眼里，只有辛克莱尔丛林那样的书才算得上流行小说。并且，他始终拒绝在书店里出售廉价糖果和便宜玩具，而这些恰恰可以为他招来更多的拉维森学校里的学生顾客。对爸爸而言，文具和通俗小说是他为以前的理想作出的最大让步。尽管我们居住在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地区里，父亲也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