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类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而且对于利益有某种天然的惰性，在享受去年的优惠之后，不少笨蛋居然天真的企图保持这种利益，虽然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仍然试图挑战一下，至少能减免一点也是好的，所以当汉军真正开始征收赋税的时候，还是碰到了一些不识时务的傻瓜。

因为官僚队伍还未膨胀，所以现在这次汉军小朝廷的税种比较简单，只有田赋和人头税两种，以家庭为单位按人数和拥有的地产征收实物。严格的来说，汉军的税率应该是非常沉重，起码在林风眼里是这样，根据李光地那边的官方计算，目前一亩上好旱田的收获大概在三百斤至四百斤之间，而田赋却征收到产出的三分之一，而且这里还不包括人头税和徭役——当林风分析过这个数据之后真是吓了一跳，简直太可怕了，按照这个样子计算下去，农民的负担已经无法用“沉重”这两个字来形容了，即使不算好田还是劣田，不论生耕还是熟地，全以每亩三百五十斤计算的话，每亩地需要缴纳三分之一的田赋，然后再缴纳全家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成员的人头税（根据中国传统，“童子”和“二毛、花甲”可以免税），而如果是佃户的话，那还必须缴纳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地租——难以想象，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缴纳完毕之后，农民还剩下一些什么？！！

当然，感慨归感慨，同情归同情，林风长吁短叹之后还是决定执行这个政策，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林风在残酷的军政现实打击下早已成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虽然说自己有拯救中国的理想，但这里倒也没说要拯救农民，不管怎么说，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林风那个时空的经验来看，政府牺牲农民的利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现在还准备发展工商业，不压榨农民那还能压榨谁？！

弱势群体嘛，那就应该有弱势群体的觉悟不是？！

虽然有了一些心里准备，但事情发展到最后依旧变得非常棘手，承天府等京畿地区还好一点，这个地区应为有大量免税军人家庭，所以征税过程还比较顺利，但保定、顺德等地区却发生了一些反弹事件，不少地主强烈要求汉军政府“体恤民力、轻赋免役”，这些家伙甚至还串通了不少士人，通过种种门路把请愿书递到了中南海的汉王府，当然，眼下汉军军粮紧缺，汉王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个荒诞的请求，在衙门一手软一手硬的拉拢和镇压下，这个“为民请命”的风波勉强平息了下去，但后来的那一连串暴风雨却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复杂。

因为天气的原因，今年收获的粮食不少都未能及时晒干，而汉军方面因为战争在即，所以不得不加快的征收步骤，两相逼迫之下，农民只得上缴那些湿淋淋的粮食——这当然不可能为衙门的官吏所能接受，于是矛盾就很自然的发生了，随着规定缴纳日期的临近，汉军衙门的大小官吏个个心急如焚，而农民却又坚决不肯上缴超过重量的粮食，在官府疯狂的催逼之下，白洋淀湖区的一些农民首先发动了“躲官”运动，这批人纷纷藏匿了粮食，划着小船逃到芦苇深处，拒绝与征税的官员和衙役接触，于是勃然大怒的官员们立即组织了衙役和壮丁进行“清剿”，当事件发展成武装冲突之后事情仿佛一发不可收拾，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这些农民甚至开始在白洋淀深处了几处小庄子打造武器、囤积粮食长期对持。

当局势急剧恶化之后，这件事情自然就没有谁胆敢隐瞒下去，而当林风接到这份求援文书的时候，保定地区的叛民已经聚集到了数千人之众。知悉情况之后，北京方面立即作出了反应，在林风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农民暴动更可怕了，老实说他不怕什么八旗绿营，也更不在乎什么蒙古铁骑，但唯独对农民运动敬畏万分，尤其是现在北方各地烽烟四起的时刻。

随着中南海的一连串命令，汉军政府和军方立即行动起来，在接到报告的当天晚上，八百里加急的命令马上出发，保定府的知府以及相关责任官员丢掉了乌纱帽被勒令回京述职，而驻守顺德的汉军第二军刘栳泗部同时接到了总参谋部的命令，全军开拔进驻白洋淀湖区，林风发给刘栳驷将军的军令上口气严厉非常，居然把那些乌合之众尊称为“敌军”，而且还限令刘栳泗部半个月之内剿灭这股“敌军”。

相对与装备齐整训练有素的官军，仓促起义的农民显然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实际上北京方面的反应之快、军队开进之速大大出乎了起义军的预计，本来在以往的经验中，官府要调动大军征剿都得经过层层请示文书往来，没有个把两个月是难得出动的，所以当第二军在新任保定知府的配合下封锁湖面之后，懵懵懂懂的起义者们才省悟过来，本来在最初的几天之内，义军还有机会利用汉军未完成包围圈的空隙突围转进，然而不幸的是，在如此危险的时刻，这支草草汇拢的义军却因为几个首领争夺领导权发生了内讧，经过一阵短暂而激烈的火并，最后的胜利者坐稳了龙头老大的位子，而第二军的包围封锁也已经完成。

这次绞杀农民暴动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地主的强烈拥护，事实上在最当初这些农民在湖区深处聚集的时候，附近周边地区的地主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