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天气重新转暖，战争的阴云却是逐渐密布，，数千里漫长战线上，明军的獠牙再次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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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立春以后，逐渐进入春雨时节，尤其是南方，转暖来得快，许多地方已经开始春耕。

这对光烈朝廷也是一大考验。

之前光烈六年，是趁着秋冬农闲之际开战，人力充沛，可现在战争仍在继续，甚至即将进入关键时刻，而南面腹地的农业生产却又进入春耕，很容易导致粮食减产。

两者的平衡，是一个困难工作，尤其是对于内阁而言，负担不小，几个留守阁臣，从正月以后，就开始连轴转了。

而体现在前线，就是支前民夫数量大为减少，后勤压力增大。

三条战线的支前民夫总数，由八十万，降低到不足三十万，只有之前的一小半。

而其中十四万都集中在西北方向，南边两个战场，能用水运，尽可能少用人力。

尽一切可能减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是国家头等大事，朱由榔宁愿战争进展缓慢些，也不愿意造成后方农民大规模破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内阁提出五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增加从东南亚运粮力度，从往年每岁一百万石，增加到一百六十万。

其二，是增加对支前民夫的补贴力度。

原先的民夫支前奖励还只停留在减税方面，现在却是增加了现金奖励，按照服役时间，每月按标准普通军士饷银的七成发放补贴。

其三，对于家中有劳力参与支前的家庭，地方府县衙门需以财政组织人手，帮助春耕。

其四，各地民兵部队，暂时停止活动，只保留少数，不到十万人的规模，用于补充前线战损。

最后，大明皇家银行，向财部签发四百五十万元的“春耕国债”，用于稳定农业生产。

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春耕时节，不仅是农忙，而且也是古代小农家庭最脆弱的时候，去岁存粮即将耗尽，而今年的夏粮又未到来，正是青黄不接。

要么只能向士绅地主借高利贷，被盘剥殆尽，几年过后，就得卖田抵债，沦为佃户，要么就得卖儿卖女，牺牲骨肉至亲，来挺过难关。

这就是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常态，就是所谓“田园牧歌”、“太平盛世”。

之前有大臣建议，可以效仿前宋王安石变法所用的“青苗法”，来代替士绅，以朝廷向百姓发放“青苗贷”，帮助农户挺过春荒。

但在内阁和天子的反复思量以后，还是放弃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可不是什么好政策，这年头“皇权不下县”，地方胥吏那就是土皇帝，上面政策制定得越好，下面执行就会越糟糕。

北宋的青苗法，最后就变成了地方官吏强行摊派，最后反而残民害民。

所谓皇权，其实根本就制不了几个人。

朱由榔穷尽心思，反复思量之下，发现自己唯一能做的，竟然只有减税……

而且哪怕再怎么减轻压力，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消耗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说不会影响后方，那是屁话。

谁也不知道，这三年以来，所大明所积蓄浅薄家底，能撑到什么时候，百姓的忍耐程度，底线在哪里……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

何况现在大明可不止是“带甲十万”，而是带甲五十万，战马数万匹……

不过好在，比起咬牙苦苦支撑的南面明廷，北面的清廷，直接就进入财政崩溃状态了。

在年前，多尔衮还能维持自己新政以来的开明形象，执行孟乔芳所说那种安定民心，招抚屯垦，减轻赋税等等鼓励生产措施。

可当眼下生死存亡之际，数十万大军巨大后勤压力砸下来，到底还是只能靠搜刮筹措了……

山东、北直、河南、山西等地，停了两年的九厘银重新开征，还多加了一笔“平南饷”，要求山东多缴四十万石，河南三十万石，北直四十万石，山西三十万石。

多尔衮知道，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只在主动破坏自己这三年以来好不容易经营出的局面。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赋税重担，也进一步加大王愬在北直所引起的抗清民变力度。

河南地区活跃的民间抗清武装榆园军，开始活跃起来。

各条战线的对峙态势，即将被打破

而襄阳战役，将成为这一转折点。

重炮（上）

承天府西南面的章山，明军光复中军先锋部队正于此驻营。

随着风雪停息，天气转暖，两军将士的行动力大大增强，战事一触即发。

赵印选以王兴部为先锋，自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