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吃的是什么？时常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将回答说，凡必地球上可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爱好，我们也吃蟹，出于必要，我们也吃树皮草根。经济上的必要乃为我们的新食品发明之母，我们的人口太紧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我们不得不吃几手指能夹持的任何东西。这当然很合理，我们即积极的体验一切可吃的东西，自可不期而获得新的发现，一如多郭科学上和医药上的偶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们见了一种奇异的人参的滋补效力，它的效力作者愿以自身作证，证明它的确为人类所知的最能滋益精力的补剂，而它的刺戟的性能尤为温和。但是除开了这种医药上的或烹调上的偶然发现，我们实在为地球上唯一无所不食的动物，只要我们的牙齿健在，我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也许有一天牙医学者会发觉我们具有最优良的齿。

我们有这样天赋的健全牙齿，而受着饥荒的驱迫、我们为什么不会在我们的民族生命中某种特殊时期发明盐炒甲虫和油炸蜂蛹的美味精品。其唯一食品为我们所未发见抑且不喜吃的为基斯（cheese）。蒙古人无法劝我们吃基斯，欧洲人也未见较大功效。

我们的食品无益于应用逻辑的理论的，那完全是由偏私来决定的。大西洋的两岸，两种介类是很普遍的，一种是软壳蛤类yaaroneria，另一种是淡菜类ytliedulis。这两种软体动物的种类在大西洋两岸是一样的。在欧洲吃淡菜很通行，但不通行吃蛤子，在美洲其情形恰恰相反，这是汤林德博士（townsend）在科学杂志中所发表的著作里告诉我们的。汤森德又告诉我们，鲽鱼在英格兰和波士顿是以昂价出售的，可是在纽芬乡村间，被视为不配吃的东西。我们吃着淡菜像欧洲人，吃着蛤子像美国人，但是我们不生吃牡蛎像法国的吃法。你不必相信我说蛇肉之鲜不亚于嫩鸡。我居住中国四十年，未曾一尝此异味，亦未见亲友中吃蛇肉者。谈讲吃蛇肉的故事，传播比谈吃鸡来得迅速。其实我们吃鸡还较白人为多而且美，而吃蛇肉这种事情，跟西洋人一样是很稀罕的。

惟我们所可为诸君告者，我们对于滋味，全国有同嗜焉，而任何明理之论，苟从中国人食桌上取肴馔而食之，可无庸内疚于心。命运制于饥荒，非我们人类所能自决。当其为饥饿所严重压迫，尚有何物不可食者。非至明悉饥荒所加于人类之作用，应不配施人以非难。大饥荒之际，我们中间有烹婴孩而食者——虽如此情形，为仁慈所罕有——不过感谢上帝，我们尚未将他生吃，像英国人吃牛肉者。

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我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这个态度的问题颇关重要，因为我们倘非竭诚注重食事，我们将永不能把“吃”和烹调演成艺术。关于食物问题的态度，在欧洲可以英法两国为代表。法国人的吃是热烈地吃；而英国人的吃，是歉厌地吃。中国人就其自谋口福而论，是天禀的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的。

不把饮食郑重将事而有退化为随便琐事的危险，可从英人的民族生活研习之。假令他们知道怎样辨别食品的风味，他们的语言文字会表现这个意思。

英国语言中没有“烹任”一语，但干脆地叫它“烧”他们没有适当称呼厨师的名称，但老实叫他“火夫”他们从不讲起菜单，只是知道一般所称的“盘碟”他们没有美味品评家的名称，就用催眠曲里的字眼叫他“贪吃星”

实际上英国人不大理会“肚皮”除非胃部有了病痛，寻常谈话中不提起“肚皮”其结果当法国人谈论着他的厨师的烹调——从英国人的眼光看来——甲着不知谦逊的态度，而英国人谈到他的火夫的食品总觉得难免损及其辞令的藻饰。当其受着法国主人紧紧逼迫，他将吞吞吐吐透出一句“这布丁是非常的好”没有旁的话可说。至于倘布丁好，那一定有好的理由，但英国人殊不愿于此多费脑筋，英国人所最注意者，为怎样保持其身体的结实，以抵抗感冒的侵袭，仰节省医药费。

然而除非你好好的加以辨味，或改变对于食品的意见，殊不易发展一种烹调艺术。学习怎样吃法的第一个条件先谈论它。只有在一个社会里的文雅人士，首先考察厨子的卫生，而非寒喧天气，始克发展烹调的艺术。未吃之前，应先热切切盼望着，东西端到面前，先蘸一些尝尝滋味，然后细细咀嚼，即食之后，大家批评着烹调的手法，非如此，不足以充分享受食物。宜教师应可在讲台上大无畏的斥责滋味恶劣的肉排，而学者应可著述专谈烹调术的论文。我们在得到某种食品之前，老早就在想念着它，心上不住地回转着，盼望着，暗中有一种内心的愉快，怀着我们将与一二知友分享的乐趣，因是写三张邀客便条如下：“舍侄自镇江来，以上等清酒为馈，并老尤家之真正南京板鸭一只，想其风味必佳。”或则写这样一张：“转瞬六月将尽，及今而不来，将非俟明年五月，不获复尝鲱鱼美味矣。”每岁末及秋月成钩，风雅之士如李笠翁者，照他自己的所述，即将储钱以待购蟹，选择一古迹名胜地点招二三友人在中秋月下持蟹对酌，或在菊丛